我对国际会议害怕到这种程度，两次在国际会议之前取消航班，住进医院。
    项目申请开始，我就居心叵测地想：让中国或者欧洲的评委们杀了这课题吧，我也省心了。一边这么想，另一边我又千方百计地把课题设计得尽量能够获得通过。项目通过了，该筹办会议了。尽管老板、主任等有关部门给我一些体贴的提示，应该如何如何做。我固执地抵制着，既然让我办，那就按我的风格办吧：简洁、紧凑、效率、随便、热烈。我不喜欢会场有横幅，也不喜欢摆鲜花，我说那像店铺开张似的。我按汉语拼音排列了与会者名单，我是很想讨好地把所长放在第一，可无奈只能放在最后。我也没开辟个“领导席”，大家都是学者，是朋友，不会计较我的“不懂事”。至于吃什么，好吃不好吃，我没费心，我太了解这群以工作为生命的学者们对吃喝的看法了。说实在，我很敬佩他们的工作态度。我很想取消宴会，为缓解粮食危机和气候变暖做出点贡献，但这一程序对国际会议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对陈迎说，总不能让所长们在炸酱面馆里宴请外宾吧，但下次我一定找出解决方案，以符合我的理念。咖啡当然不能省，也不能太对付，宾馆说绝对是现磨的咖啡，虽然不是最高级的那种。我在开会时说，水和咖啡在后面，大家需要自己拿。反正我不让服务员进来拎个水壶来回走。小袭不忍心看我这么虐待会议参加者，默默地为大家提供服务。别是我害了她吧。
    这次会议真的很奇特，能开成什么样，什么结果，我这协调人一点底都没有，就是“走着瞧”。我还是有些担心我的身体，心里说千万别在开会前住进医，那不就白忙了吗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真的这样，老板这回就真的难脱其责了。
    27日一大早，带了一旅行箱东西住进了宾馆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带箱子“出差”。会议开得很成功！老板、所长及小组成员们都西装革履地出席，我便有恃无恐了。从早饭后到晚饭前,大家都在不停地讨论，交流。几位年纪比大点的外宾都说太累了，何况我这英语水平，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了，跟不上还不行，你得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呀。
    第一天晚饭后，就剩下我一个中国人了。我说这距后海很近，谁愿意锻炼身体跟我走走。外宾不知道后海是什么地方，但很想锻炼身体。我们走了半小时，进入烟袋斜街。一整天如饥似渴为全球治理瞎操心的学者们惊呼起来：“这地方太神奇了，太好了”。一边走一边看，大老爷们开始给孩子老婆买礼物。我这会议主办人降级为导游。我们绕了一大圈，走了两小时，大家兴致勃勃地回宾馆了。大家说太好了，如果按原设计住在国际饭店，在建国门一带，就看不到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。第二天我胆子更大了，毅然决然地把原定的晚餐取消，带大家去湖边喝啤酒去了。这次大家太累了，我们乘船回去的。反正比在饭店吃饭省钱。
    大家对会议很满意，看得出不是在恭维我。陈迎从兰州飞到会场，她说这会太有特色了，与众不同。说她在一天内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英语。其他人也说这会与众不同。所长开始有点晕，觉得这会场气氛哪里有些不对头，但很快就喜欢上这会了。我很纳闷儿地问：“有什么特别？难道国际会不该这么开吗”。
    所犯错误：正装皮鞋只带了一只，好在脚上那双休闲鞋不是拖鞋和旅游鞋。两次找不到手机，两次找不到房卡。有一张外宾的桌卡好像见过但最后也没找到，给小袭添了不少麻烦。发错了最后的日程表，因为日程一天能变三回。带7位老外游后海，回来少了一个。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多亏有小袭的帮助，得以及时挽救和弥补。
    缺陷：英语不够用，不会吃，不会唱歌跳舞，不会喝酒。也深感旅游知识不够丰富。外宾问那古老的中国建筑是什么：我介绍说是钟楼和鼓楼，正好建在北京中轴线上。人家又问：什么时候建的，干什么用的。我说不知道。回家后问我家那位历史学家，答：这还不知道，钟楼是敲钟的，鼓楼是敲鼓的。
会议热热闹闹地、颇有成效地开完了，大家相约再见。
     我问陈迎：图什么呢？她把这个问题给了外国学者，老外说：地位、尊重、圈子。薛力说证明能力。随便吧。很累但很高兴。参与是快乐的，工作是快乐的，但连老外都看出了我被动和消极的一面。如果我体力好,我应该于30日晚飞往芬兰开会,我不行,徐进去了.该写皮书了。
祝大家节日快乐！（DY）